近年來，關于中醫的生存和發展、中醫科學化、中西醫結合關注和討論都很多，而且這種討論不限于醫學界內部，而是與現代與傳統、科學與非科學等話題糾纏在一起。本報今年7月4日曾就這個話題做過報道。實際上，一般的讀者恐怕不甚了解，中醫之爭絕不是一個新的話題，早在約75年前，中醫就掀起過一場轟轟烈烈的大風波，這就是1929年的“廢除中醫案”事件。近日，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左玉河先生對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歷史意義進行了全面的考證，本報特約請左先生撰成此文，以供關心中醫問題的讀者參考。
余云岫(1879?1954)
晚清時期，西方醫學大規模輸入中國。以解剖學、生理學、病理學、細菌學、臨床診斷學為特征的西方醫學，顯然是以陰陽五行、五運六氣、寸關尺為理論基礎的中國醫學無法抗衡的。西方醫學作為“新學”重要科目納入新式教育體制后，西醫教育、西醫理論及西醫從業人數均呈迅速發展之勢。到20年代初，西醫隊伍基本形成，西醫勢力迅速擴大，逐漸成為足以與中醫相抗衡的力量。原本統一的醫界，遂分為中醫與西醫兩大“疆界”。
中西醫學畢竟屬于兩種異質醫學體系，并存局面必然導致兩者間的對峙與沖突。在五四新舊思潮激烈沖突中，知識界批評中醫愚昧落后之聲日漸高漲，西醫界也公開與中醫界決裂，醫藥界形成了涇渭分明的兩大對峙陣營。1916年，余巖(余云岫)撰寫《靈學商兌》，率先對中醫基礎理論進行系統批評；1920年，余氏發表《科學的國產藥物研究之第一步》，得到了杜亞泉、惲鐵樵的回應，引發了1920年初關于中醫理論之爭。但無論是1920年的余杜之爭，還是1922年之余惲之爭，均局限于學理上的探討，并沒有擴散到學界之外。
1925年中醫界謀求將中醫納入學校體制，卻因受西醫界抵制而流產。此事導致中西醫界關系迅速惡化，兩大陣營間水火之勢漸成。西醫界稱中醫為舊醫，稱自己是新醫，將中西醫之爭視為是“新舊之爭”，先進與落后之爭；而中醫界稱自己為國醫，稱西醫為西醫，將中西醫之爭視為“中西之爭”。中醫界對西醫的攻擊難以冷靜與客觀，而西醫界之激進人士對中醫界之批評更近乎苛刻。雙方譏諷之言與謾罵之詞日趨激烈。故1925年以后，中西醫界的爭論，逐漸由學理討論泛化為意識形態爭論。在西醫界看來，中醫不管是其理論還是其實踐，均不能成為科學研究的對象，而是科學的對立面。中醫被等同于迷信與巫術，行醫者是“依神道而斂財之輩”。中醫成了阻礙進步、阻礙改革的罪魁禍首。而中醫界對于西醫界的反擊之聲也不絕于耳。雙方難以忍受指責，難以再平等、公正、冷靜地研討學理。在中醫界看來，中醫理論上盡管有缺失，但卻有治療的實效，并非如西醫指責的那樣落后迷信。而在西醫界看來，中醫已經固步自封、不可救藥，必須加以廢止。在科學主義高揚的思想背景下，難以為近代科學所證明的中醫，同樣難以在科學上找到依據，因而也就不具備合法性。學理上不具有科學性，自然在現實中就缺乏生存合法性。于是乎廢止中醫，便成為合乎邏輯、合乎時代潮流之事。
1929年2月，國民政府衛生部召開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圍繞著“廢止中醫”問題，余巖、褚民誼等人先后提出了四項相關議案。其所列廢止中醫之具體辦法，將目標鎖定在根除中醫之生存基礎上：盡管不立即禁絕中醫，但通過中醫登記，聽任年老中醫其老死，不準辦學而使中醫界后繼無人，以達到中醫自然消亡之目的。這種釜底抽薪之策，真可謂老辣而陰狠。
考慮到余巖提案過于激進，中央衛生會議最后通過之廢止中醫案???《規定舊醫登記案原則》，其實施辦法則顯得和緩許多。該議案規定了廢止中醫之三條原則：“甲：舊醫登記限至民國十九年為止；乙：禁止舊醫學校；丙：其余如取締新聞雜志等非科學醫之宣傳品及登報介紹舊醫等事由，衛生部盡力相機進行。”這便是著名的“廢止中醫案”。
盡管如此，議案一旦實施，中醫之廢止便僅僅是時間問題了。也正因如此，中央衛生會議所通過的議案及余巖之提案公布后，立即遭到了以陳存仁、張贊臣為代表的上海中醫界的強烈反抗，也引起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
中醫界之抗議舉動，得到了上海各大報館的同情。從3月初開始，中醫界開始在上海《新聞報》、《申報》上發表在上海召開全國醫藥團體大會之通告、通電。這些報社也陸續發表社評，給予輿論支持。上海其他社會團體也予以支持和聲援，尤其是商聯會及國貨會之通電，對衛生部及中央衛生會議猛烈抨擊，促其收回成命。
上海中醫界之抗議、抗爭舉動，引起了社會各界之關注。廢止中醫問題，已經不是簡單的“學理討論”，而成為一種令人關注的“社會問題”；也不僅僅是醫界內部之爭論，而是社會上議論之話題。天津、杭州、蘇州、南京等地中醫界紛紛發表通電，支持上海中醫界抗爭舉動，派人參加全國醫藥團體大會，并致電國民政府衛生部，請求取消決議案。
中醫界反抗廢止中醫案，一開始便不與西醫就中醫優劣問題作學理上的討論，而是逐條批駁余巖等人廢止中醫之理由，并將中醫存廢置于政治意識形態層面進行論辯。3月11日，上海醫界春秋社等8團體發表通電，指責余巖利用衛生部和中央會議等行政手段，打壓中醫界，將其廢止中醫上升到“摧殘國粹學術”的高度。他們一再申明，“中醫自有中醫診斷之法，勘定病別之類，”并非“巫祝讖緯之道”。針對余巖在提案中指責中醫“反動”之語，中醫界聲稱中醫完全合乎三民主義，是“極端之極端的民生主義”，是“極端之民族主義”。這種駁難，顯然已非學理爭論，而是意識形態化之政治攻擊，是將中醫存廢問題提升到是否擁護三民主義的政治層面，爭取政治上之優勢。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中醫界反而指責西醫界廢止中醫乃違背三民主義之舉，并喊出了“打倒余汪提案，就是打倒帝國主義”等政治性口號。
與廢止中醫關系密切的還有藥界的“飯碗問題”。故中藥界與中醫界始終統一行動、團結合作。同時，廢止中醫藥，涉及到了全國各地數百萬中醫藥從業人員的生計問題。中藥材之銷售額，每年數以億元計，在經濟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中醫若廢，全國中醫藥從業人員包括中醫師、藥商、藥工、藥農便失去生計，政府也失去大筆利稅收入。同時，由于國產西藥無法滿足需要，只能大量依賴進口，增加貿易逆差，給中國經濟帶來沉重負擔。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醫界明確打出了這樣的旗幟：“提倡中醫，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藥，以防經濟侵略”；公開宣告提倡中醫中藥之目的是：“促進健康，強種強國，維護民權；職業自由，掃除障礙，張吾民權；發揮天產，推銷中藥，富裕民生。”
中醫界對廢止中醫案所進行之規模宏大的抗爭，同樣“刺激了上海的西醫界的反感”。西醫界激烈主張廢止中醫之代表人物余巖、汪企張、胡定安等，紛紛在各大報刊上發表廢止中醫之言論，回應中醫界的批評。中西醫界圍繞中醫存廢問題展開之論爭，互相攻訐譏諷，互相指責警訓，充滿了火藥味，并上升到政治意識形態的層面。
3月17日，上海中醫界發起的全國醫藥團體代表大會如期舉行。大會宣言對西醫界操縱中央衛生委員會，藉其參政之勢力摧殘中醫的做法進行了猛烈抨擊，強調“中醫之真價值，決不在西醫之下”，并明確了此次抗爭之具體目標：“消極的據理請愿政府，迅撤消原案并懲戒提案人余巖；積極地努力書報刊物，廣設醫校醫院以及一切求學術之改良進步，為民眾之健康皆有具體計劃，非孜孜為個人之生活計也。由此目標協力進行，不達目的誓不中止。”為了將抗爭進行到底，大會推選謝利恒、隨翰英、蔣文芳、陳存仁、張梅庵組成赴京請愿團，張贊臣、岑志良為隨行秘書，分別向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國民政府、行政院、立法院、衛生部、教育部等單位請愿，要求撤銷廢止中醫提案。當天晚上，請愿團在各地來滬代表的歡送下登車赴京。
至此，全國中醫界為保存中醫而進行的生存抗爭，已經成為國民政府需要注意及應對的政治問題了。
由于廢止中醫案是南京國民政府衛生部主持召開的中央衛生會議討論通過的，故中醫界奮起抗爭后，除了將矛頭直接對準西醫界并發生激烈論爭外，自然也將抗議矛頭指向了衛生部。面對全國中醫界發起的強大輿論壓力，衛生當局采取了息人寧事之法，以便平息紛爭。
3月20日，中醫請愿團從上海赴南京。21日到達南京后，請愿團向國民黨三全大會、中央黨部、行政院等處請愿。當時，國民政府內部對中醫存廢問題意見并不統一。以汪精衛、褚民誼為代表之部分政要主張廢止中醫，而以譚延?、于右任、林森、陳果夫、焦易堂等國民黨政要，則主張保存中醫，并對褚民誼之舉非常反感。而衛生部長薛篤弼，則作為馮玉祥的心腹，本身對中醫存廢并無定見。故中醫請愿代表采取了相應策略：爭取得到主張保存中醫之國民黨元老的支持，將工作重心放在國民政府五院院長和中央黨部方面，而對衛生部則暫不理會。這一招果然奏效。譚延?、張靜江、李石曾、于右任、林森、戴季陶、陳果夫等國民黨要員，均對中醫有好感，對屬于汪精衛一派的褚民誼倡議廢止中醫舉動頗為反感。
中醫界掀起的全國性抗爭活動，引起了全社會的關注，也影響著社會安定與政府威信。剛剛統一全國之南京國民政府，不愿意因為一些無關緊要的事件而引起社會較大之動蕩。故當中醫界掀起大規模抗爭后，國民黨多數政要對西醫界利用中央衛生會議廢止中醫案之舉異常不滿。處于風頭浪尖上的薛篤弼，自知在國民政府中地位的尷尬，急于化解與中醫界的沖突，將這場風波盡快平息。故他一再公開表示并無廢止中醫之意。他向請愿代表當面表態：“我當一天部長，決不容許這個提案獲得實行。”不久，請愿團收到國民政府文官處批示：撤消一切禁錮中醫法令。
這次中醫請愿活動之成功，除了中醫界團結力爭外并造成浩大聲勢外，顯然與國民政府政治派系間的矛盾有一定關聯。以譚延?、于右任、林森、陳果夫等人為代表的國民政府元老派，不僅對汪精衛、褚民誼一派反感，而且對馮玉祥、薛篤弼等地方實力派同樣反感。中醫界利用其矛盾，依*政府之元老派力量而攻擊主張廢止中醫之汪派、馮派，從而使馮派控制之衛生部屈服。故中西醫間的矛盾與論爭，不僅從學理層面擴展到文化層面，進而擴展到社會層面，甚至還擴展到政治層面。不僅中西醫爭論逐漸意識形態化，而且中西醫爭論開始卷入了政府各政治派系間的矛盾及政治漩渦中。如果說這次中醫存廢之爭開了醫藥界“依傍”政治勢力互相攻訐之先河的話，那么此后中西醫之間的爭斗，都具有較為濃厚的政治化色彩，暗含著政治派別互相爭斗的內涵。如此一來，中西醫間之論爭，更難為冷靜客觀之純粹學理討論。
中醫界之抗爭及請愿活動，迫使中央衛生會議通過之“廢止中醫案”取消，中醫藥重新獲得了生存機會和空間。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是中醫界取得了重大勝利。但實際上，中醫之生存危機并沒有消除。不僅西醫界及政府輕視、歧視、排斥、打擊中醫的政策并未根本改變，政府及西醫界對中醫的打壓之勢亦未根本減弱，而且中醫界謀求10多年的將中醫學校納入學校課程體系的努力并未能實現。當中醫請愿代表返回上海僅僅一個月，國民政府教育部便發出布告，通令中醫學校一律改稱傳習所。不久，為西醫把持之衛生部亦通令將中醫醫院改為醫室，并禁止中醫參用西法西藥。故又引發了1929年12月的第二次抗爭風潮。中醫代表再次赴京請愿。隨后，中醫藥界集會、抗議、請愿、游行、罷市、絕食，為中醫藥之生存延續而斗爭風潮，不絕于耳。
余巖為代表的西醫廢止舊醫之最重要理由，乃為中醫不合近代科學。在科學主義高揚的時代洪流中，只要中醫理論在科學上沒有根據，中醫理論不能以科學來解釋，也就無法得到科學的承認。得不到科學承認的中醫，其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便會受到懷疑，中醫的生存危機便難以得到根本消除。故此，在圍繞中醫存廢之論爭中，中醫不合科學之特性已被充分揭示出來，政府及西醫界以中醫需要改良、中醫需要科學化為由，向中醫界施加強大壓力，迫使中醫向科學化邁進。即使是那些不贊同廢止中醫者，也多主張中醫應該改良、整頓、革新，應該科學化。經歷了此次生死抗爭的中醫界不少有識之士，也意識到中醫革新、中醫科學化的迫切性。
這樣，在這次生存抗爭中幸存下來的中醫界，為了謀求自身之生存，不得不開始對中醫理論進行革新和改良，不得不接受中醫科學化主張，自覺地進行中醫科學化嘗試。同時，西醫界在這次論爭中盡管未能達到廢止舊醫之目的，但卻迫使中醫自身進行改良，并開始走上科學化道路，未嘗不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勝利。
中醫科學化的實質，就是用近代西方科學方法及科學原則整理中醫理論，將中醫納入到近代科學體系中。因中西醫學分屬兩個性質不同之知識體系，用西醫方法和近代醫學標準促使中醫科學化，未必是中醫的真正出路。故后人對中醫科學化之得失褒貶不一。但在科學主義盛行之年代，中醫為了尋求生存與發展，還有另外更好的道路可以選擇嗎？
延伸閱讀：民國的一場中醫廢立之爭
中醫乃我國“國寶”之一，有著數千年悠久的歷史和輝煌的成就。鴉片戰爭前，中國醫界一直是中醫一枝獨秀。列強入侵后，西學東漸，西醫學也在中國落地生根，兩種異質醫學體系并存，沖突在所難免。在日益激化的中西醫論爭中，醫界有相當一部分人對中醫持輕視甚至反對態度，主張用西醫取代中醫，認為中醫已落后于時代，是封建迷信的騙人把戲。尤其是廢止中醫思潮成為政府千方百計排斥、摧殘中醫的思想基礎。從道光皇帝、北洋軍閥到國民黨蔣介石，制造各種障礙阻止中醫的發展，甚至企圖用行政手段消滅中醫。為了挽救中華民族這份寶貴的醫藥文化遺產，中醫界進行了長期的頑強抗爭，僅直接與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的請愿抗爭就有十多次，地區性的抗爭更是難以計數，古老的中醫經歷了歷史上最艱難的歲月……
修改“醫師法”與廢止中醫
清朝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外國人已在中國創辦了第一所西醫“學校”（PeterParker的“廣州基督教醫院”）；三十年后（一八六五，同治四年），中國人自己辦的第一所西醫“學校”（北京“同文館”特設科學系）也開始了。但是很快的，在中醫的勢力逐漸式微的時候，“和平共存”的法子就被想了出來。一些聰明人想出了中西合璧的醫學教育，他們最輝煌的試驗是光緒二十九年（一九0三）三月由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添設的“醫學實業館”，招來幾十個學生，合授中西醫學。可是這個好夢卻做不了多久，民國以后，中國醫術在正派的高等教育里，終于被趕出了大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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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爭鳴：傳統中醫該不該廢除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