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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嚴懲“碰瓷”行為到懲治“虛假訴訟”；從治理網絡欺詐到打擊制假售假；從懲戒“老賴”逃債到鼓勵修復誠信……近年來，人民法院充分發揮審判執行職能作用，弘揚“有約必踐”，保護“貨真價實”，嚴懲“坑蒙拐騙”，用公正司法助力誠信建設。
依法治理誠信缺失問題
嚴懲“碰瓷”行為和“虛假訴訟”
近日，北京市密云區人民法院公開宣判一起“碰瓷”酒駕司機的敲詐團伙案，以敲詐勒索罪對程某等多人分別判處刑罰并處罰金。據介紹，2019年6月至12月，程某等人在北京市密云區和平谷區等地，尋找作案目標，發現有人酒后駕車離開時，立即駕車尾隨并故意與他人發生交通事故，隨后以報警查處他人違法行為相要挾，向邱某等18人索要人民幣14萬余元。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程某等敲詐勒索公民財物，其行為均已構成敲詐勒索罪，應予懲處。
這是人民法院依法嚴懲“碰瓷”行為的一個典型案例。近年來，“碰瓷”現象時有發生，不法分子有的通過自傷、造成同伙受傷或者利用自身原有損傷，誣告系被害人所致來實施；有的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利用被害人違反道路通行規定或者酒后駕駛、無證駕駛、機動車手續不全等違法違規行為，通過被害人害怕被查處的心理來實施。此類違法犯罪行為性質惡劣，危害后果嚴重，敗壞社會風氣，而且容易滋生黑惡勢力，人民群眾反映強烈。
為依法懲治“碰瓷”違法犯罪活動，保障人民群眾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秩序，2020年9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發布了《關于依法辦理“碰瓷”違法犯罪案件的指導意見》。《意見》明確，實施“碰瓷”，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騙取賠償，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的，以詐騙罪定罪處罰；騙取保險金，符合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條規定的，以保險詐騙罪定罪處罰。
近年來，虛假訴訟時有發生，有的為了轉移財產、逃避債務，有的為了騙取保險金。有的雙方當事人惡意串通；有的單方或與他人偽造證據，虛構案件事實，虛構糾紛。這嚴重擾亂了正常訴訟秩序，損害了司法權威和司法公信力，損害了社會誠信，群眾反映強烈。
2020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和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同時對某公司涉及虛假訴訟的系列案件作出宣判。認定63起案件系虛假訴訟，對某公司罰款6300萬元，并將各案涉嫌犯罪線索移送公安機關依法查處。這是近年來人民法院針對虛假訴訟行為開出的最大“罰單”。
為打擊虛假訴訟，2021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進一步加強虛假訴訟犯罪懲治工作的意見》正式施行，其中強調，律師、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司法鑒定人、公證員、鑒定員利用職務之便參與虛假訴訟的，依照有關規定從嚴追究法律責任。
一系列依法治理誠信缺失問題的司法舉措，讓設局下套者自食其果；一個個具體案件審理，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人民法院用公正司法推動社會誠信體系建設。
促進網絡空間道德建設
治理網絡欺詐，打擊制假售假
一家經營炒股軟件的上市公司，原先在行業內很有名氣，在公司開始出現虧損之后，實際控制人以各種方式粉飾財務報表，年度虛增利潤1.2億元。中國證監會作出處罰決定后，3819名投資者向該公司提起了民事訴訟，索賠金額高達5億多元，經法院判決和調解最終實際賠償了3億多元。
“互聯網的虛擬性、隱匿性在一些領域帶來誠信危機，一些行為不僅挑戰誠信底線，違背公序良俗，違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甚至涉嫌違法犯罪，危害人民群眾的財產安全，危害公平競爭的交易秩序。”最高人民法院審委會副部級專職委員劉貴祥說。
近年來，利用網絡信息技術沖擊誠信底線、法律底線的現象屢見不鮮：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網絡平臺出售假冒偽劣商品，甚至販賣違禁品，損害消費者合法權益；一些互聯網公司深受虛假流量之擾，被虛假流量“漫灌”的平臺，劣質內容充斥其中，優質內容反被淹沒；還有一些經營者通過APP收集閑散用戶流量，靠“養號控評”虛增流量，運用技術手段模擬人工操作，批量轉評贊，利用黑客“暗鏈”技術非法引流，進行流量劫持等等。
“這些造假行為，破壞了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侵蝕網絡空間社會信任。一段時間以來，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法律法規，相關部門持續開展‘凈網’行動，猛藥去疴、重典治亂。”劉貴祥說，人民法院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通過刑事審判打擊有關犯罪行為，同時通過民事審判讓失信違法者無利可圖，使被害人權益得到及時救濟，引領誠實守信的網絡風尚。
北京互聯網法院在審理常某與許某“暗刷流量”交易案中，認定雙方“暗刷流量”協議違反商業道德底線，破壞正常市場競爭秩序，侵害廣大不特定網絡用戶的利益，進而損害了社會公共利益，違背公序良俗，其行為應屬絕對無效，并對雙方履行合同中的獲利依法予以收繳。杭州互聯網法院在審理手機應用流量劫持案中，認定被告構成不正當競爭，判令賠償原告損失50萬元，并刊登聲明消除影響。該案裁判明確流量劫持類不正當競爭行為裁判標準，劃定技術應用的合理邊界。
發布嚴懲網絡犯罪指導性案例，對電信網絡詐騙、侵害公民個人信息等犯罪加大懲治力度；依法懲治網絡流量造假、流量劫持等謀取不正當商業利益行為，維護公平競爭市場秩序；開放司法區塊鏈平臺，支持網絡著作權人通過平臺提交、固定證據，預防和懲治網絡抄襲……人民法院通過行使審判職能，保護守信一方合法權益，對毀約背信、制假售假、坑蒙拐騙的，依法予以制裁，促進網絡空間道德建設。
懲戒失信與褒獎誠信并重
懲戒“老賴”逃債，鼓勵修復誠信
通過人民法院“基本解決執行難”攻堅戰，目前，生效法律文書的自動履行率已超過50%。在沒有得到自動履行的案件中，有相當一部分確實存在當事人無履行能力、履行困難的情況。但實踐中還存在較高比例的逃避執行、規避執行、抗拒執行的情況。有的轉移隱匿財產，把房產、汽車、股權、股票等資產登記在他人名下，以他人名義存款、投資、委托理財等等；有的企業設立多個公司，通過復雜的、令人眼花繚亂的關聯交易轉移有效資產；有的債務人玩失蹤、銷聲匿跡，甚至以虛假訴訟、假離婚、假破產方式逃避債務。
為“切實解決執行難”，人民法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針對不如實申報財產的，借助現代信息科技建立覆蓋全國及所有財產形式、四級法院都能應用的查控系統，基本實現對被執行人財產的“一網打盡”，解決查人找物問題。
針對轉移隱匿財產、自稱無能力還錢但還過著奢侈生活的，建立有60多個部門參加的信用懲戒體系，通過聯合信用懲戒，使失信被執行人“一處失信、處處受限”。此外，通過限制出境、司法拘留、追究拒執罪等強制措施，加大對嚴重失信行為的懲戒力度，讓失信者心有所戒、行有所斂、違有所懲。
截至2020年12月，全國共有751萬名失信被執行人迫于信用懲戒壓力自動履行了義務，生效法律文書的自動履行率逐年提高，執行難度總體下降。
“失信懲戒措施關系各方當事人切身利益，必須保持敬畏、謹慎用權，精準采取失信懲戒和限制消費措施，將信用懲戒的著力點聚焦到打擊少數規避執行、抗拒執行等違法失信行為上來，把握信用懲戒的規范性、適度性，堅決避免濫用、過度適用失信懲戒措施。”劉貴祥說。
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了關于善意文明執行的意見，進一步嚴格規范失信懲戒的適用條件、程序、救濟措施。據了解，最高人民法院正在抓緊研究制定懲戒分級分類機制及信用及時修復機制，對不同種類、不同程度的失信行為在懲戒時限、懲戒范圍方面進行細分，使得懲戒措施更加精準、更加符合比例原則。
浙江、江西、寧夏等多地法院正在開展自動履行正向激勵和信用修復執行機制的探索，并取得了較為明顯的成效。2020年1至11月，浙江寧波全市共完成信用修復1178件，涉及標的額3.65億元。
人民法院通過一系列有力舉措，讓虛假陳述者付出代價、制假售假者受到懲處、“碰瓷”者落入法網，讓誠實守信者受到激勵，用司法的力量營造誠實守信好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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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法治頭條：用公正司法助力誠信建設
